句“以君召臣，义不俟驾，况天子诏乎”后，就这样丟下陶谦，自解兵权入仕；李傕和郭汜欲杀王允，但忌惮在左冯翊和宋翼和在右扶风的王宏，先以一纸皇命征二人入朝，二人明知是计但宋翼还是云：“然王命所不得避也。”结果入朝被害。

因为他们投靠汉室是只认刘氏皇帝，而不是当权者本人。沮授有沒有能解决双方间互不信任的方案呢？至少沒有文献记录。连迎帝之决定都沒有作出，自然也不会有具体实行方案，从河內借道还是从兖州借道，自然也无从谈起，何况袁绍还忙于征战四方。

曹操迎刘协后，“下诏书于绍，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，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”，也还真可能是刘协本人的意愿，但更多的是曹操欲从此抛开“袁、曹一家”的形象，哪怕甘冒被袁绍攻击之危；袁绍倒是被迫要上书解释。这又显示了在建安初，汉帝还是有点影响力，否则袁绍也不用回书。（应劭在建安元年删定律令作的《汉仪》，更像是个人行为，袁绍只是不干预让其上奏。因为从根本利益上来说，不是汉忠臣的他，自然不乐见其他人控制的朝廷办得有声有色。就算袁绍因大将军职被让而改变立场，也就两、三个月，时间太怱忙。）

可能是受此打击，袁绍倒是欲更进一步，抛下汉室对其的影响，《三国志．袁绍传》注引《典略》云：“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：‘赤德衰尽，袁为黄胤，宜顺天意。’绍以苞密白事示军府将吏。议者咸以苞为妖妄宜诛，绍乃杀苞以自解。”只是在手下的反对下，唯有弃车保帅。

像“见汉室崩乱，每怀匡佐之义”的荀彧，恐怕就是早已看透袁绍的本质，哪怕被袁绍待以上宾之礼，还是要投靠比袁绍弱小多、当时连一块地盘也沒有的曹操。“闻操有雄略，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”，固是原因之一。曹操是关东讨董时，是仅有两个追击的其中一位；曹操欲迎刘协时，丁冲信中称其“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”。荀彧恐怕不是沒有考虑两人对汉室的态度，因为曹操在当时确实比袁绍更尊汉。

袁绍的各种举动，其实就告诉大家，迎不迎汉室，不单单是政治取向的问题，而是决定你想让怎样政治立场的士人来投；你也不能逆大多数臣子们的意愿而行。

正当袁绍犹疑之际，刚从吕布手中夺回残破不堪的兖州的曹操，对于是否迎汉帝一事上，有意见认为“山东未平，韩暹、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，北连张杨，未可卒制。”诸将或疑不是全无道理，唯荀彧、程昱力劝，其中荀彧更是把其想法，具体化、形象化，动之以利来说服曹操：“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，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将军首唱义兵，徒以山东扰乱，未能远赴关右，然犹分遣将帅，蒙险通使，虽御难于外，乃心无不在王室，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。今车驾旋轸，东京榛芜，义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旧而增哀。诚因此时，奉主上以从民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雄杰，大略也；扶弘义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天下虽有逆节，必不能为累，明矣。韩暹、杨奉其敢为害！若不时定，四方生心，后虽虑之，无及。”（范晔所述与陈寿略有小异）

荀彧站在曹操的角度来思考，先提出姬重耳、刘邦的旧事，既而再以大顺、大略、大德之利来打动曹操，最后说韩暹、杨奉之流不足为惧。曹操终于走出争霸天下最重要的一步。

另一方面，琅琊王刘容弟刘邈在初平四年（见《后汉纪》卷27）至长安时，盛称曹操忠诚于帝。这事说明有王族在刘协前称曹操是忠臣，且他确有实际行动显示过忠诚（关东军时西进、数百里奉迎欲和解关东的赵岐），刘协当初是能信任曹操的，这是他和袁绍的区別。何况如同司马光等在《资治通鉴》卷66汉献帝建安十七年所讲：“尺土一民，皆非汉有”，他也沒有其他可以再失去的，故双方一拍即合。

曹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