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械送韩胤，枭首许市。”此乃陈珪以迎天子为理据之一，破环吕布与袁术的联合。

避居武陵、曾被曹操征为尚书的王俊，曾劝刘表勿再与袁绍继续联络：“曹公，天下之雄也，必能兴霸道，继桓、文之功者也。今乃释近而就远，如有一朝之急，遥望漠北之救，不亦难乎！”（见《三国志．武帝纪》注引皇甫谧《逸士传》）

《牵招传》云：“招呵（韩）忠曰：‘曹公允恭明哲，翼戴天子，伐叛柔服，宁静四海，汝君臣顽嚚，今恃险远，背违王命，欲擅拜假，侮弄神器，方当屠戮，何敢慢易咎毁大人？’……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，祸福所归，皆下席跪伏，敬受敕教，便辞辽东之使，罢所严骑。”韩忠是公孙康的使者，牵招迫使乌丸峭王投向曹操的理据之一，就是“翼戴天子”。

官渡之战前沮授谏：“今举兵南向，于义则违”、崔琰所称的“天子在许，民望助顺”，可谓是真实的反映。“绍每得诏书，患有不便于己”，故后悔的袁绍，“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”；孙策在官渡之战时，“阴欲袭许，迎汉帝”，因为确实能让部份文臣武将如张昭等有投降之心（发映于赤壁战前）；贾诩、刘放和桓阶则是以此为其中一个理由，劝说对方投曹；张承对袁术、诸葛亮对刘备时就强调曹操有挟天子的优势；刘胤谏邵续勿降石勒，引用：“曹公奉帝，而诸侯绥穆”来表示人心所向；元宏答卢渊谏表曰：“曹操胜袁，盖由德业內举。”奉天子应是其德的部份体现。

尉迟迥、司马消难等起兵讨杨坚，西梁诸将竞劝萧岿举兵与其连谋，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，退可以席卷山南。萧岿犹未决，柳庄劝：“昔袁绍、刘表、王凌、诸葛诞之徒，并一时之雄杰也。及据要害之地，拥哮阚之群，功业莫建，而祸不旋踵者，良由魏武、晋氏挟天子，保京都，仗大义以为名，故能取威定霸。今尉迥虽曰旧将，昏耄已甚，消难、王谦，常人之下者，非有匡合之才。况山东、庸蜀从化日近，周室之恩未洽，在朝将相，多为身计，竞效节于杨氏。以臣料之，迥等终当覆灭，隋公必移周国。未若保境息民，以观其变。”萧岿同意，众议遂止。

但挟天子以令诸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，否则淳于琼等就不会反对袁绍迎汉帝，尤其是刘协并不是一个甘心当傀儡之辈：

《后汉书．伏皇后纪》云：“自帝都许，守位而已，宿卫兵侍，莫非曹氏党旧姻戚。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，曹操恶而杀之。其余内外，多见诛戮。操后以事入见殿中，帝不任其愤，因曰：‘君若能相辅，则厚；不尔，幸垂恩相舍。’操失色，俯仰求出。旧仪，三公领兵朝见，令虎贲执刃挟之。操出，顾左右，汗流浃背，自后不敢复朝请。”这事发生的时间，据《三国志．武帝纪》注引《世语》所交代，是“公将讨张绣”之时，故裴松之附于建安二年。这个下马威，简直是性命攸关，曹操唯一的对应之策就是从此不再入觐，为日后曹操在邺城营建霸府留下伏线。

关于衣带诏的真实性，是否仅是曹操与董卓余党董承（范晔把其附在《董卓传》，与李傕等同一待遇）之间的斗争等问题，争议不断，故存疑（注18）；但董承迁车骑将军绝对是其旨意，因为这等同剥夺了曹操以司空行车骑将军中的车骑将军之职能（军事），故不可能是曹操的意愿。

查《后汉书》卷十四、四十二、五十和五十五，北海康王、阜陵王刘赦、下邳王刘宜、甘陵王刘忠、济北王刘政五人薨后无子，国除。其中，刘宜和刘忠死后一直无王，至建安十一年时才终为曹操废国；

前王（齐王刘承与平原王刘硕）到底是薨还是被诛皆不书，国除原因和所立年期皆不载，也许真的是百纳本有脫字，故到底是无子国除、有国无王多年，还是其他原因才为曹操废国呢？无法考究。常山国也有类似情况，刘暠因黄巾贼（不是建安十二年杀济